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袁野
近日，韩以关系骤然降温，外交摩擦升级。导火索源于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的一次“破格”发声。他公开转发了以军涉嫌侵犯人权的视频，言辞激烈地将其与日本殖民时期的暴行及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提并论。这一举动引致以色列的强烈反应，以方指责韩国政府歪曲事实、无端加剧争端。
但这并非一次简单的外交失言。这场争端始于青瓦台的最高决策层，标志着首尔在中东问题上抛弃了以往“小心翼翼的平衡术”。作为一个严重依赖中东能源且与美国结盟的国家，李在明这种直率显得格外不同寻常。
这种转变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美韩同盟内部张力日益显现的缩影。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华盛顿在安全战略上对首尔的索取已逼近临界点。
最令首尔感到寒心的是美国将驻扎在韩国的关键防空系统调往中东战区。李在明政府罕见地公开表达了遗憾和反对，并且不得不向焦虑的韩国民众保证：即便美军转移，威慑力依然存在。
长期以来被视为半岛安全基石的防空系统居然“说走就走”。这向首尔发出了严峻警告：在美方主导的全球战略棋局中，韩国的安全优先级究竟排在第几位？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施压更是雪上加霜。他公开点名批评韩国在“美伊战争”中贡献有限，将韩国与北约、日本、澳大利亚并列，指责盟友们在保护海湾航运上“搭便车”。这清晰地表明，华盛顿对韩国的期望不再局限于半岛，而是无底线地延伸至中东，或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对于李在明政府而言，这确实是一场走钢丝般的博弈。它无法承受与华盛顿彻底决裂的代价，但国内的生存压力迫使其不得不作出改变。
经济层面的剧痛，将这场遥远的中东战争直接转化为韩国的生存挑战。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名字，它是韩国工业的颈动脉。韩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显示，韩国经济在结构上仍极度脆弱，2024年其72.7%的原油进口直接源自该地区。随着伊朗在实质上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韩国的能源生命线已岌岌可危。
数据是冰冷而残酷的：若油价攀升至每桶100美元，韩国的贸易收支将恶化408亿美元，通胀率被迫上升1.3个百分点；若局势彻底失控、油价飙升至130美元，贸易冲击将高达815亿美元，通胀率可能飙升2.0个百分点。
这解释了为何首尔的反应如此迅速且果断。对韩国而言，这场危机早已超越了“盟友管理”的范畴，它是一场直接威胁宏观经济稳定乃至政权根基的生存之战。
作为能源命脉系于海外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韩国无法将中东的炮火视为遥远的地缘政治杂音。一旦供应链和燃料安全亮起红灯，危机便会如电流般瞬间传导至韩国国内工业生产和市场信心的每一个神经末梢。
在危机时刻，稳住国内工业与民生已成为压倒一切的政策重心。李在明政府推出了史无前例的紧急救济方案，向民众提供最高6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775元）的“石油危机补贴”，以防止经济动荡演变为社会动荡。这清晰地体现了青瓦台“内政优先”的战略考量。
在外交层面，首尔的行动同样果决。韩国迅速启动了资源采购的多元化战略，特使紧急出访哈萨克斯坦、阿曼和沙特阿拉伯，锁定了可供数月使用的原油。韩国甚至采取了颇具争议的举措——恢复从俄罗斯进口石脑油。
李在明对“战略自主”的追求，实际上是重拾了半个世纪前韩国“生存主义外交”的传统。
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韩国朴正熙政府曾面临相似的困境。当时，全球石油禁运威胁着韩国重工业的命脉，朴正熙毅然推行了外交多元化政策。为了确保从阿拉伯国家获得稳定的石油供应，首尔不惜在1978年关闭了以色列驻韩大使馆，积极寻求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与巴解组织接触是韩国为保障国家生存而精心策划的谈判筹码，是典型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
这种历史类比之所以令人警醒，是因为其背后的结构性压力从未改变。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卡特政府专注于从韩国撤军，加剧了同盟的裂痕。如今，特朗普再次祭出“交易性”言辞，重提“搭便车”论调，进一步侵蚀着美韩之间的战略互信。
种种迹象表明，韩国越来越愿意捍卫自身的战略利益，即便这意味着要与华盛顿的战略分道扬镳。
对以色列态度的强硬转变、对美国重新部署军事资产的公开不满，以及迅速开辟替代能源路线的果断行动，这一切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韩国正在竭力寻求更大的战略自主空间。
这正是韩国作为“中等强国”角色的集中体现。首尔不再甘于扮演被动的盟友，而是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自信，愈发倾向于根据自身经济与安全面临的直接危机来独立塑造其对外姿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在明政府不仅是在应对一场能源危机，更是在积极地重新定义韩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空间与战略自主权。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配资门户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